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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是数字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秀场直播用户规模已经保持在1.77亿，庞大的职业建立在职业主播自身的媒介实践上，为自己带来流量，同时也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对于网络女主播而言，她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对于自己劳动职业的认知，以及对于平台的认知都会受到平台很大的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她们对自己的判断。
算法与主播的关系非常密切。平台对于在线行为的管理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物质系统强调主播与看播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平台的经济贡献以及忠诚度。这也是算法挑选主播的标准，预示了主播的行为脚本需要体现出平台的利益诉求，但有时这种诉求跟主播个人的利益诉求是相冲突的。主播就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可见性主动进行一种自我规训，按照计算逻辑去进行调适，最终将算法的逻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逻辑。随着经验的积累，逃离这个系统的代价就变得越来越大。
这时平台就会设计一系列榜单，各种标签称号，通过这种荣誉的方式给予主播职业的想象空间，以此强化女主播对于自己和对于算法的认同。可以说平台设计系列司法规则去进行逐步的配置，但实际上这种管理还不是非常的稳定，而直播公会就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组织性的管理。
直播公会，可以看成是平台的一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它可以代替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些合作的协议，女主播实际上是在为公会打工。
公会通过签订合同、制定一系列的流水任务，以及传授直播的话术干预内容的生产，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又强化了平台的意识形态和主播对平台的忠诚度，最终实现女主播对自我的规训。为了回应粉丝对自己的情感期待，同时也要确认粉丝的忠诚，女主播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卷入了直播活动当中，她们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低，个人情感生活匮乏。一些事实证明大部分的职业主播收入非常微薄，甚至心理健康状态堪忧。
我们不能高估主播在线实践的文化价值，但有必要去追寻这背后的支配性力量。中国的平台经济释放了社会的活力，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它也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反过来有可能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边缘群体在媒介技术系统的支配之下陷入了一些新的困境。我们所看到的时尚自由开放的直播生活背后，其实是强大的技术和资本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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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资源就是多，但我还是喜欢欧美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