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孔子，在明清之际的主要意义在于调和弥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关系，安抚平息儒家内部的纷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儒学和传统文化发展的两座高峰，推动了传统儒学的递进更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演变进步。程朱理学主张求理于物，倡导随事察识、因类旁通的为学方法，注重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陆王心学主张求理于心，坚持知行合一，提倡自心自性的“致良知”。由于程朱理学偏于道问学，致使其后学末流犯了实病，沉溺于故纸堆中，流变于支离烦琐，拘谨保守，缺乏创新精神；陆王心学偏于尊德性，其后学末流生了虚病，活泼有余而严谨不足，混淆儒学与佛学的本质区别，造成脱离社会的空疏流弊，严重的就是明末士大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孙奇逢认为，不是程朱和陆王犯了病，而是其后学末流犯了病。治疗实病要用泻药，虚病则用补药，“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先生集·年谱》）。

统合理学与心学的基本方法是回归孔子。在孙奇逢看来，孔子是儒学创始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历史上的诸儒之说皆是深造自得，从不同角度解读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各有各的长处，有的作用大一些，如“大德之敦化”；有的作用小一些，似“小德之川流”。但是，诸儒之说都不违背孔子的原意，都对儒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自浑朴散而象数之繁，异同之见，理气之分，种种互起争长，然皆不谬于圣人，所谓小德之川流也。有统宗会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贯之，所谓大德之敦化也”（《夏峰先生集·卷十三》）。孙奇逢对于孔子与诸儒的关系有一个形象比喻，“孔子之备四时之令焉，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气耶，再次之，其七十二候矣。合之始成此岁功也”（《理学宗传·义列》）。孙奇逢不仅从基础上统合了理学和心学，而且在具体观点上也进行了统合。对于格物致知，理学重在格物，心学强调致良知，这是理学与心学的最大分歧。孙奇逢促进格物与致良知互相结合，认为“且一理豁然，则物即是知，物物皆知，水月交涵，光光相射，不复辨别格之物与致矣，此亦知与物不相离也”（《四书近指》）。对于顿悟与渐修，理学重渐修，心学主顿悟。孙奇逢则指出顿从渐来，无渐何顿，“渐者下学，顿者上达也，不可以分言，则顿之非虚而渐之非实，当不作歧观”（《夏峰先生集·寄张蓬轩》）。对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理学重问学，心学主德性。孙奇逢用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加以论证，“究而言之，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自不离道问学也”（《理学宗传·陆子文安》）。回归孔子，是理学与心学都能接受的基本立场，孙奇逢的贡献在于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和不同侧重点消融在一个更大逻辑前提之下，安放在同一命题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进而在功能上赋予其同一意义。

回归孔子，不仅能够有效统合理学与心学的关系，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思想学术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伦理方法，也是对待不同思想学术观点的正确方法。孙奇逢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辩证地看待思想学术的异与同，认为“凡异而同者，道之全者。异为真同，同为真异。见异于同，乃可辨道；见同于异，乃为见道”（《四书近指》）。在孙奇逢看来，对待思想学术的异同，态度很重要，不能有偏见和胜心，“学问之事，最怕有偏见，尤忌有胜心。偏见与执守相近，然一偏则愈执而愈成拗矣。胜心与自任相近，然一胜则愈任而愈背矣”（《夏峰先生集·寄崔蔚林》）。也不能戴有色眼镜，以人划界限，论异同，“人生第一吃紧处，只不可见人有不是。一见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则亲疏远近以及童仆鸡犬到处可憎，终日落坑堑中矣”（《夏峰先生集·孝友堂家训》）。正确的态度是平心而论，谨慎探讨，“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夏峰先生集·年谱》）。

孙奇逢从道的角度探讨儒家学术之间的异同，“道原于天，故圣学在天，在天者愈异而愈同”。儒学内部之所以有不同看法，是因为对道的体贴不同，“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是无时无处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执中是尧舜自己体贴出来，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自己体贴出来，主静无欲是周子自己体贴出来，良知是阳明自己体贴出来。有此体贴，便是其创获，便是其闻道”（《夏峰先生集·卷四》）。在儒家内部，无论有多少种体贴和不同认识，都是同大于异，异归于同，“同而异者，一本散万殊也；异而同者，万殊归一本也”（《夏峰先生集·卷五》）。孙奇逢的胸怀宽广之处，不仅在于正确对待儒家内部的异同，而且在于能够正确对待儒释道之间的异同，认为圣道恢宏广大，既能容纳儒家各派的思想，亦可接受释道思想为我所用，“儒与禅有不得不同者，儒不能避也，禅与儒有不得不异者，禅不能强同也”（《日谱·录存》）。孙奇逢还提出了“以异证同”的具体方法，认为学者不可“专执一偏之见，正宜于古人议论不同处，着眼理会。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陆不同，岂可相非？正借有此异以证其同”（《夏峰先生集·卷十三》）。为了更好地说明以异证同的方法，孙奇逢以“适邦畿”为例，说明到达邦畿有着不同的路径，既有山路又有水路，既有水路又有陆路，不同路径见到的风光是不一样的，行者不能以山路风光否定水路风光，也不能以水路风光否定陆路风光，“如适邦畿，从山从水从陆，途各不同，期归于邦畿而已矣。从山者所见皆山，从水者所见皆水，从陆者乌得而非之？从陆者所见皆陆，从山水者又乌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则同一邦畿之见已矣”（《夏峰先生集·卷九》）。历史表明，思想学术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存在，是思想学术进步的标志和动力。孙奇逢倡导“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至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学术价值。

回归孔子，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追根溯源、正本清源，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孔家店不等于孔夫子，孔家店是历代封建王朝建构的，自然是糟粕居多，应予基本否定。而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创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品格，因而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既要“打倒孔家店”，又要“救出孔夫子”。当前国学和传统文化受到普遍欢迎，人们热切期盼传承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再创辉煌。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救出孔夫子”的组成部分和实际行动。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回归孔子必须回归经典。孙奇逢认为，《论语》集中概括了孔子之道和圣人之理，“《论语》中论学是希贤希圣之事，论孝是为子立身之事，论仁是尽心知性之事，论政是致君泽民之事，论言行是与世酬酢之事，论富贵贫贱是境缘顺逆之事，论交道是亲师取友之事，论生死是生顺殁宁之事。只此数卷《论语》，无义不备，千圣万贤，不能出其范围”（《夏峰先生集·卷一》）。因此，当前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热，要回归孔子，从经典那里寻找思想的真谛、智慧的源泉和文化的根脉。

怎样回归孔子呢？孙奇逢的思想仍然值得重视和借鉴，首先是识得天理。天理属于本体范畴，“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理学宗传·序》）；“识得天理二字，是千圣真脉，非语言文字可以承当”（《汤子遗书·卷七》）。孙奇逢的天理不是程朱理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孟子思想的延续发展，“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尽心就是知性，知性就是知天；存心就是养性，养性就是事天，从而把心、性、天联系在一起。孙奇逢则合天、命、心、性、理为一体，“心、性、天、命四字只一样，人具之为心，心之灵为性，性出自于天，天之一定为命”（《四书近指》）。天、命、心、性、理的出发点是人性善，“天——命也，命——性也，性——善也。达而在上与穷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则同一善也”（《夏峰先生集·答魏石书》）。而落脚点则是儒家推崇的修身养性，“知天，是知自心之天；事天，是事自心之天；立命，是立自心之命。总之，心生天、生命也”（《四书近指》）。同时，要躬行实践。实践属于认识论范畴，“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夏峰先生集·复梁以道》）。孙奇逢认为，天理虽然内在于人心之中，却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认识内在于心的客观事物之理。实践不是高不可攀的活动，而是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为学应于日常生活中去明体达用，“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夏峰先生集·卷十三》）。实践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眼前之事，为学应于眼前之事中去躬行天理，“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静对之我，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不知道也者”（《夏峰先生集·卷一》）。实践不是空言心性，而是脚踏实地的明心见性，为学应于脚踏实地中去识得吾心之良知，致得事物之道理，“若分何时为下学，何时为上达，何处为卑迩，何处为高远，便于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色亦无性，糟粕亦神奇。说心，本事上见；说体，在用上见；约理，在博文上见；致知，在格物上见。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原无许多头绪”（《夏峰先生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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