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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指出：罗马的盛衰是政治制度和人民风俗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这种宏观的史学研究，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Sir Noel Malcolm）近著《帝国代理人：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骑士、海盗、耶稣会士与间谍》（余福海译，文汇出版社，2021年。以下引文仅标页码）采取的则是“微观史学”视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类聚焦于个别历史人物/事件进行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一度颇受质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讥讽“与其说它阐明了历史，不如说遮蔽了历史”，因为它会造成“见木不见林”的错觉。
但马尔科姆这部典型的“学院派”著述却别开生面。作者选取奥斯曼帝国领地阿尔巴尼亚为切入点——这里是本书主角之一、“帝国代理人”安东尼奥·布鲁蒂的家乡。作为两大敌对帝国——威尼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代理（或中介），安东尼奥·布鲁蒂既是商人又是外交官（许多时候还充当宗教冲突以及海盗赎金谈判的“调解人”）。凭借过人的外语能力和行政手腕，他和他的家族长期负责督办帝国至关重要的谷物贸易，同时经营基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之间复杂的裙带关系和社交网络，在这个“充满跨境联系，私人之间的信任可以轻易胜过官方敌意”的世界混得风生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颠覆了世人对文艺复兴时期两种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存在截然分野的传统认知。
在关于文艺复兴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一般认为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始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终于十六世纪都铎王朝的英格兰——跟阿尔巴尼亚或巴尔干半岛乃至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毫无关联；马尔科姆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人一向信奉历史乃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明明是由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共同继承，但见诸史册的唯有后者。史学家以所谓“来自底层的历史”（即失败者的历史）来挑战胜利者的历史，无疑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中世纪晚期以来，阿尔巴尼亚正可谓是历史的“失败者”，也因此几乎被世人遗忘。说是“几乎”，因为的确有人恋恋不忘：一战期间，意大利同意参战，前提是战后对于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二战期间，墨索里尼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入侵阿尔巴尼亚，口号则是“恢复威尼斯帝国昔日的版图”——可见历史影响之深远。
夹杂在奥斯曼和威尼斯两大帝国之间的阿尔巴尼亚尽管饱受欺凌，但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布吕尼家族和布鲁蒂家族，在夹缝中行走而游刃有余。“布吕尼家族和布鲁蒂家族在语言和文化上是真正的两栖动物。这对他们在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取得成功必不可少。”（45页）布吕尼家族培养出的人才包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勒班陀战役中教宗旗舰的一位舰长（受封为骑士）、可自由出入帝国宫廷的一名高级翻译官（此人还是潜伏在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间谍网成员，后来又成为摩尔达维亚的首席大臣），以及著名耶稣会士加斯帕罗·布吕尼——这位马耳他骑士团成员曾同时效忠于威尼斯总督、罗马教宗以及西班牙国王，风头一时无两。而布鲁蒂家族也不遑多让，其杰出代表安东尼奥·布鲁蒂由于在“保障帝国粮食供给方面的卓著功勋”先是受封骑士，后被威尼斯总督通过特别法令授封为贵族。两大家族联姻后，更进一步加大了对当地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两大家族的代表相继出任“帝国代理人”——在某种意义上，除了掌控地方经济命脉，该代理人兼具类似于后世“商业间谍”的职能，靠搜集、出卖和交换情报获取利益。帝国政府对他们的伎俩心知肚明，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帝国任命的总督对当地的有效管理离不开他们的配合与“效力”。（245页）正如本书副标题显示的那样，本书以两大家族主要人物为核心，以家族代际传承为时间轴，着力刻画了自1550-1600年间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十六世纪后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之争——并对当时的海盗活动、粮食贸易、船只建造、疾病瘟疫以及奴隶赎买等社会生活场景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这一角度看，本书堪称是一部“普鲁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欧洲百科全书”。
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止于完成一部“填补空白”的家族史（或社会史），也无意将本书“乔装成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通史”（6页）。相反，受微观史学力作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的影响（本书在西方学界被誉为其“续作”），作者试图透过个人（及其家族）命运“阐明（illuminate）整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宗教势力固然强大，但并非尽如后世之想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势同水火，基督教会内部的分裂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欧洲各国君主忙于拓土开疆，根本无暇理会教皇的训谕；至于普通民众，随时改变宗教信仰也毫不奇怪：为了维持生存。以阿尔巴尼亚为例，在奥斯曼帝国取得统治权后，“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来势力接管了所有领域……但这一印象是错误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迁来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当地人。”——然后一旦威尼斯帝国势力卷土重来，上述改宗的（或称为“叛教者”）伊斯兰教徒摇身一变，又重新变回虔诚的基督徒。（246页）
诚如作者所说，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多出于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意愿，而非出于任何宗教的考虑。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宗教的确发生了冲突，但许多时候宗教信仰的冲突却不得不让位于经贸合作的“刚需”。比如无论怎样对抗，奥斯曼帝国始终是威尼斯最重要的粮食来源，而后者的航海和造船技艺，更是前者心仪和师法的对象。作者以丰赡的史实（本书原著史地插图三十九幅，注解七十五页，参考书目四十八页）雄辩地证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对立的两种文明不仅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互鉴互助，从而打造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作者认为，超越宗教冲突、无涉伦理道德的地缘政治因素才是左右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相对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貌似言之有理，但失之于粗略，不足以表明历史的复杂性。而作者则要借助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更替这一微观视角，揭示梵蒂冈宫廷权谋、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从而还原出历史的真相。
作为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作者一方面描绘身逢乱世的普通民众如何巧妙运用生活智慧，在帝国缠斗的边缘地带谋求生存和发展，另方面也试图解构和消弭后人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若干刻板印象——在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的时代，个人忠诚与宗教信仰并无常规可循：对于巴尔干地区民众而言，朝秦暮楚亦属常态；无论谁人执掌政权，老百姓只求偏安或“苟安”。此外，由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新教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轫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自带光环”（俨然成为解放思想、普及教育、推动时代进步的代名词），而与之同时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被视为僵化、保守甚至“反动”。事实上，人们对于反宗教改革的认识长期以来停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教廷禁书目录等个案，忽视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比如与奥斯曼帝国争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权）两者之间彼此交织、相互关联的共同立场，并且对于这一运动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也视而不见（本书以专章深入探讨耶稣会士对于欧洲教育及人类文明的贡献，堪称是上述狭隘观念的“解毒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D.卡普兰在《国家利益》杂志书评中所言，本书“打开了深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腹地的新视野……使人们了解到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意识形态关系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纯粹的权力斗争”。
自李维、塔西陀以来的西方史学传统，要求史学著作不能满足于历史的“复述”，而是更为注重发掘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轻法律条文的罗列而重其“精神”的阐发。马尔科姆对此自然也心领神会。他在本书开篇部分用一定篇幅描述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随后则在几乎各个章节穿插帝国衰落的征兆及其成因，可见后者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在本书倒数第二章明确表示，“传统历史文献，大多在威尼斯报告以及其他西方作家记载的基础上撰写，强调诸如统治阶层中的腐败和奢侈、苏丹后宫日渐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苏丹越来越远离臣民甚至政府之类的事。”（443页）对于这样一些西方史学界的“定论”，马尔科姆无意加以推翻——他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粗线条的“概论”并不能概括历史演化的轨迹，相反会使人忽略历史的复杂性，甚至日益远离史实和真相。
自1453年攻克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一个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另一个帝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迅速将势力推进到巴尔干半岛乃至中东欧地区。至苏莱曼一世（1494-1566）时代，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约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一千四百万）——而同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卡洛斯一世治下的西班牙仅有五百万人——帝国首都（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在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万以上（1600年），超过当时任何一座欧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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