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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是一种美德

“关背德”由此借助官府的声威，其权势也进入曾经的东吴地盘，南北财神似乎要由这位赳赳武夫统一天下了。不过，官府的胜利是表面的，仅限于靠农耕为食的北方，自由贸易的南方还是五郎神的天下。
比如，明代晚期（1611）的统计，北京的关公庙有20座（排在第二位的是观音庙，10座），没有一座五郎神庙；而南京的五郎神庙竟然有14座（仅次于19座的观音庙），不过关公庙也有5座。这个数据很有意思，一方面说明，朱元璋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财神各有各的地盘，北方是国家财神关公的辖地，而南方还是民间私神五郎的地盘。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想以人力强行改变这种神力的版图，无论是武力赫赫的官府还是圣明齐天的天子，其实都显得力有不及。
到20世纪40年代，趋势就更为明显。当时嘉兴市的嘉善县统计，在580间祠庙（不包括佛寺道观）中，五圣庙就占了289间，在所有783间庙宇中（包括佛寺道观），五圣神塑像达1455尊。显然，在江南，五圣神（五通神）是一神独大了。
原因呢？正统的说法自然是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南北分界，不过百姓更相信这是神的事。官府虽然可以封神，但这样的神是没有神力的，只是木偶一尊，而真神自然应该有神通、会变化。官有政策计划，神有万千变化。当然，北方是关（官）公的天下，但南方仍旧是五郎神的江山；官府捧出个“战将”来，民间就对等捧出个“元帅”（赵公明）来。关公随从只区区二人，赵公明却带着四个部将——招财、纳珍、招宝、利市——财富都归赵公明这边统管，而且还有天尊、仙官的神位。不言而喻，究竟百姓会向谁顶礼烧香呢？
钱与银
其实，这番南北财神大战，不如称之为钱神与财神的战争更恰当。因为官府有官府的财神，严格说来应称之为钱神。在宋之前的晋代，某位叫鲁褒的文人，就曾写过一篇《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像”之类。这尊有着“内方外圆”堂堂正正形象的钱神与我们这位歪歪邪邪的五郎神显然是大有区别的——形象的正邪区分，背后掩藏的其实是南与北的区分、官与民的区别、钱与银的区分。
至少在明清时期，“钱”与“银”区分还十分明显，且十分紧要。《春明梦余录》中有一句话很经典，足可载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高头讲章之中：
银产于地，人得而私之；钞者制于官，惟上得而增损之。
在当时的语境中，钞与钱属于同一个阵营，属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管控的货币。银却并非货币，而是具有准货币性质但可以自由流通、自由买卖的货物，这类货物包括金、银、珍、宝等等一切“值钱的”物品，但它不是钱，它具有财富的性质，却未被官方正式认可，尤其是未被纳入货币体系，而这“化外之地”却正是“财神”的管辖范围。
这个区分，用我们现在的说法，那就叫自由市场与国家垄断之间的区分——一条清晰的经济类型分界线。
从唐朝诗人们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这个分界线。韩愈《奏状》中就说“五岭买卖以银”，元稹也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中有“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这些，说明唐朝的“化外之地”——岭南地方，还相对自由。《宋史·仁宗纪》记载：“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这条记录也说明，宋朝地方当时上交国库的赋税通用的是钱，但允许福建两广地方用银替代，国家货币（缗钱）仍旧没有被岭南接受。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岭南还处在“化外之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官府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允许“可得而私之”的银在经济生活中作为“非法货币”流通。到了明初，承续元代政策，一开始还是钱（铜钱）、银、钞三者并存，官府的控制并不严重，但此后朱元璋启动全面的国家主义革命，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他禁止白银的自由开采与流通，甚至私藏者死罪，传说中的沈万山之死就因为这个。从经济史角度讲，这是国家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挑战，但有意思的是，这种“钱”对“银”的战争，却是从与财神的斗法中启动的。可见，五通神故事的背后，隐藏的是自宋以来的中国人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极为严重的冲突，只是大家不好明说。
所以，由一名战将掌握钱财确实符合“钱”字的本意（1818年出版的小说《镜花缘》说：“你看那钱字身旁两个戈字，若妄想亲近，自然要动干戈，闹出人命来。”），但它的暴力味道还是要略加掩饰才好，所以，标准的关公像总要文绉绉地拿上一本《春秋》装像。而五通神、五路神似乎就亲民得多：五路，东西南北中；五通，无处不到，无处不通（这倒是更符合古泉字的含义）。这显然是与官府对着干（朱元璋时期发行路票，凡略远距离的移动都需要官府允准）。不过，商业本来如此，有无相通的贸易本来如此，这就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的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