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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生育自由后，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对于社会上全面放开三胎的呼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生育后，对人口形势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没必要在其中增加一个环节。
据他估计，自主生育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只是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但现实可能是，即便全面放开数量限制，愿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对生育环境顾虑重重。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访中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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