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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事件大多都是进步主义学生发起的政治事件，那么202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后古典主义》（Postclassicisms）一书，无疑是一场由古典学界内部发起的系统性理论批判的表征。虽然该书以“后古典主义群体”的名义出版，但这个小组的九位核心成员不乏当代古典学界（尤其是希腊研究学界）的执牛耳者。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理论和政治实践是紧密相关的：核心成员所属的研究机构往往就是进步主义事件的频发地：比如波尔特（James Porter）所在的伯克利大学，霍尔莫斯（Brooke Holmes）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怀特玛施 （Tim Whitmarsh）所在的剑桥大学。
本书的主旨从书名便可看出。若要精确地翻译，Postclassicisms应当是“诸种后经典主义”：Post作为前缀标志着某种“未来”，复数则标志着摆脱某种单一的“经典主义”。全书分两个部分九个章节，除了第一章“导论之导论”之外，其余八章均以某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述。“价值”“时间”以及“责任”属于第一部分的总领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以“施动者”“学科”“神”“人”“认知”“物质性”“情境性”“不合时宜性”和“世界”等概念展开论述。每章行文通常是先描绘当代古典学学科的现状以及背后的预设，随后提出后古典主义的主张。虽分章琐细，涉题广泛，但诸章之间相互引注非常频繁，力图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论点风貌。
何为本书所批判的那种单数的经典主义/古典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回到源头（go back ad fontes）寻找规范性价值的欲望：
“经典/古典的古代”——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已经不断成为一种超验而理想的目标来被追求，一种特权的（而且这种特权通常被体制化了）以及权威的理想——虽是一时一地，却如永世丰碑。与这种理想化努力相伴随的，是保存、模仿、师法、继承、得到成就以及成为其化身的欲望。（20页）
虽然在现有学科建制下，古典学科的研究范畴大致是截至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地中海文明，但它却不似中东学系或东亚学系那样以地域为名，也不如哲学系、历史学系这般以某种研究方式为名，反而是戴上“经典学”的桂冠，俨然一副人类典范文明担纲者的姿态。难怪伯克利大学的古典系正在酝酿一场改名运动——去除系名中的典范性意涵，换上一个更加中立的描述性名字：希腊罗马学系。
由此可见，后古典主义所不满的不仅是古典系 “回到源头”的崇古理想，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大学古典系名实不符，有盗取“经典学”盛名之嫌。在“学科”一章中，后古典主义群体描述了当代古典学学科建制的缘起：
从一个角度来说，大学研讨课的发展以及德式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haft的结构（一种制度化、专业化的项目以服务研究和产出）只是一种德国故事，但自十九世纪以来，这种特殊的研究与教育方式成为了典范，被输出到了整个世界（虽然有一些批评和改动）。尽管古典知识与对经典/古典古代的研究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学科、一种与特定领域和实践绑定的学科，古典学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65页）
后古典主义学家暗示，当代西方的古典学系若有什么典范性的理想，那只能说是以现代性为典范。我们在“认知”一章中可见，古典学科的现代性尤其体现在对知识的科学性基础的要求：
如果想要了解[当今古典学学科的]概念为何只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历史性概念，也并非不可避免的，我们只需把它和十九世纪德国的Altertumswissenshaft的科学性作对比，这个时代见证了它如何发展并体制化至我们今天所知的形态。源头上，德语中的wissenshaft意味着一个人恰好所知的东西、个体知识的内容，但是历经十八世纪，特别是在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认识论之后，这个词变得专指那些由研究和教育机构所确立的科学领域所保障的确定知识。（115页）
在后古典主义群体看来，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现代西方古典系的本质是排除掉人文学科经验的含混性。对科学性的追求必然导致当代古典学系实质上是一种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内核的社会科学，其使命在于“恢复和重建”客观、真实的硬核知识。
在这个学科历史的叙述下，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产生了：尽管任何一个西方大学的古典系都会号称自己容纳任何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但在实际层面上仍旧有“正统”和“异端”的问题。当然，古典学作为一种将自己断代为基督教之前的学科，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异教属性，而其所具有的现代特征（诸如世俗性、科学性和客观性），本质上是来自对神学的反叛。因此，虽然古典学系不会主动使用正统与异端这样的语汇——我们更熟悉的语汇是“硬核”（hardcore）和“路子野”（wild）——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乎存在。后古典主义群体在“神”这一章中就敏锐捕捉到了古典学和神学的隐秘关系：虽然古典学力图将自己与神学区分开来，但诸如“荷马是希腊人的圣经”这样的惯用语，包括古典学自诩“经典学”的做法，其实显露了古典学仍旧处于神学的思维之下的事实。
有经典文本就必然有非经典文本，有正路子就必然有野路子，这种正统与异端的区分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谁可以进入古典系教书？古典系的教师又应当教什么？这也是“责任”一章所关心的：古典学家的学科责任是教授特定的“经典篇目”，伦理责任则是“去伪存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定正统的古典学（语文学和历史学）假定了某种“真实客观的过往”，那么正统的古典学家应当使用与时俱进的科学工具去恢复并重构过往：古典学家应是“过去的守护者”（32-34页）。
和所有“后”学一样，后古典主义也主张解构某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强调所有知识，包括关于古典学学科的知识的“情境性” （situatedness）。“情境性”不同于“历史语境”（contexualization），后者强调的是历史环境作为唯一决定因素，而前者则强调知识产生的偶然性。与此同时，后古典主义赋予后世解释者更大的解释自由，并且积极化用尼采的 “不合时宜性”来破除“时代错乱”给解释者设置的条条框框。他们用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画《伊卡洛斯的坠落》（The Fall of Icarus）作为隐喻：画面中带翅膀的伊卡洛斯坠入海中，但身处其中的渔夫与农民都熟视无睹，反而是后世的观画者才能发现这一“不合时宜”的事件。《伊卡洛斯的坠落》
《伊卡洛斯的坠落》

在行政教学上，这些出身传统的后古典主义学者也要求放宽语言门槛，摆脱语言学的神话。他们举出了洛布丛书（原文与英文对照）的积极意义，并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不懂希腊文》一文中的观点提示读者：要理解埃斯库罗斯，懂诗歌比懂希腊文更重要。归根到底，后古典主义学者担心的是语言学知识成为一种排除异端的权力，而后古典主义则希望有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到古典学行列之中：
如果经典主义/古典主义的历史中没有但丁、阿尔伯特、布鲁内莱斯奇（Brunelleschi）、温克尔曼、拉辛、大卫、卢梭、卡诺瓦（Canova）、歌德、T. S. 艾略特、弗洛伊德、希尔达·杜利特尔、伍尔夫或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位置，那么它将会是一部奇怪的历史。（14页）
乍看起来，这只不过是在重复 “接受史”研究路径的老话，但实非如此。后古典主义者认为接受史还是太过强调历史影响，那些未曾或是间接受到古希腊罗马影响的地域也需要得到重视。故而，在“世界”一章中，后古典主义群体提出，一切具有“经典文化”的文明都应该纳入古典学的视野，故而“比较研究”才是后古典主义希望推进的方向。
后古典主义要求古典学研究突破时间、地域、价值以及人类等概念的疆界，消除古今、东西、正统异端乃至人与动物的对立，成为开放的古典学科。故而，我们或许可以说后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崇今派”的后裔，因为其根本关心的是当代问题如何为古代资源赋予活力，或者说，古代资源如何有助于解决现代问题。按照后古典主义群体的话说，古典学者不应当是“过往的守护者”，相反，“过往是古典学者的守护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古典主义者“厚今薄古”，因为他们恰恰不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确定的“过往”。人们只有突破十九世纪德式古代学所建立的语言学和历史主义的专业壁垒，才能有效把握古代思想内在的多重可能性。
中国古典学：起步阶段的正统与旁门左道之争
《后古典主义》一书中曾多次提到中国，这个同样具备古典传统又迥异于西方的古老国家对后古典主义学者似乎有着强大吸引力。况且，如今遥远的中国正在兴起一阵西方古典学热。
这件事对于西方学界或许还朦朦胧胧，但肯定不是新闻。近年来由大陆留学西洋学习古典学的研究生数量猛增，而西方古典学者与大陆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比如后古典主义项目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莫斯特（Glenn W. Most）就是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常客。素与剑桥大学古典系交流频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就曾邀请两位剑桥的后古典主义成员戈德希尔和怀特玛施给本科生讲课。
最有意思的是，去年10月，澎湃新闻刊发了伯克利大学教授波尔特关于新出版的《后古典主义》一书的专访。波尔特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这将是一片后古典主义的热土。毫无意外，他极力反对中国重蹈覆辙，按西方古典学系建制，大谈中国特色古典学，要中国人直接跳过“欧洲学者做过的工作”，并期待“中国尼采”的产生，甚至邀请中国人做“西方学者的老师”。我们似乎又从波尔特的评论中嗅到了当年异教东方对文艺复兴欧洲散发出的那种迷人香气：没有十九世纪以来古典学“正统”建制的束缚，中国才是未来古典学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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